1月29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用两个整版刊发了“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系列报道，通过对遵义会议会址、四渡赤水纪念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的走访，看历史文化名城遵义是如何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峥嵘岁月
伟大转折，打开革命新局面——记遵义会议
贵州遵义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一幢二层小楼临街而立。
86年前，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指挥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这里谋划中国革命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重大转折点——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会址。涂敏 摄
历史长河波涛汹涌，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位于时间轴中点的遵义会议是伟大的转折。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独立自主，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在这里，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党在政治组织上和军事战略战术上逐渐走向成熟。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86年后，瑞雪初霁，本报记者赶赴遵义，再次感受这次重要会议的精神力量和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
航向亟待扭转，路线关乎存亡
那是个冷雨霏霏的冬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按照原定计划，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数万红军将士把英魂永远留在了湍急冰冷的湘江。
历史的指针拨至中国革命的这一危急关头。
仗要怎么打，路往何方走？渡过湘江之后，中央红军内部一直存在争论。
遵义会议的四条决定（手迹） 资料照片
1934年12月中下旬，短短半个月，接连召开三次会议。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军事指挥问题是争论焦点。不久后，便召开了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址就在这幢中西合璧小楼的二层，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室保留了当年的原物。房间一面墙壁上的挂钟仿佛仍在摆动。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为“左”倾错误辩解。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分析了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
这三天，既短暂又漫长。小楼的堂屋是彭德怀和杨尚昆的住处。从城外匆匆赶来开会的两人，将两条板凳搭上门板，就成了简易床。1月16日，三军团第六师在乌江刀靶水遭敌人袭击，只开了一天会的彭德怀，即刻赶往前线……
三天会议作出四项决定，革命航船开始拨正航向。
根据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展陈的陈云手稿记载，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经过一系列调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四渡赤水出奇兵，战士双脚走天下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刘伯承曾这样回忆。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分别从土城的浑溪口、蔡家沱、元厚等渡口西渡赤水河。四渡赤水的序幕就此拉开。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一段党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摘录这样写道：“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为了胜利，根据形势随机应变，迈开铁脚板，变为运动战。1935年3月4日，《红星报》发表的社论斗志昂扬，“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只要不怕疲劳，勇敢作战，我们就能消灭和战败任何敌人”。
“四渡赤水出奇兵，战士双脚走天下。一渡赤水，摆脱被动；二渡赤水，遵义大捷；三渡赤水，引敌西进；四渡赤水，跳出重围。两个多月的时间，红军四次飞渡赤水河，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驰骋于川滇黔边广大地区，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纪念馆讲解员的讲解一气呵成，让人们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高超。
胜利得来不易。遵义战役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遵义老城侦察敌情时不幸牺牲，他是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钟赤兵因身负重伤被迫截肢，他就用一条腿坚持走完长征抵达陕北。
实事求是闯新路，开启革命新征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19日一别，弹指28年。28年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这样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曾祥铣说，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身在路线、方针、政策上面临的突出问题。
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86年前的那段苦难和辉煌。让人深切地感受到，每一步都生死攸关，每一场会议都是重大抉择，每一个决策都关乎历史方向。遵义会议，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一个党的命运，以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正是从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人敢为天下先，创造性地调整军事路线、实行符合实际的战略方针，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探索出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篇章。
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断化解危机、突破险境、抓住机遇、走向胜利的历史。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28年艰苦卓绝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曾渡过无数激流险滩。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是在执着理想信念的感召和坚守中实现的，它再次印证了道路决定前途命运，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地开辟符合中国国情民情的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
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巩晗 摄
■感悟初心
泛黄笔记本中的信仰力量
每次到访遵义，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动。这次，由一渡到四渡，又细细重走了一遍。我一边参观一边思索，除了战略战术的正确运用之外，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和支撑着党和红军能够在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最终摆脱危机。
赤水河畔，有一座千年古镇，名为土城，地处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便是从这里开始的。在习水县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展陈着一本已经泛黄的笔记本，到纪念馆参观的人们，稍不留意，就会错过。
笔记本是罗有荣将军生前所用，泛黄的纸张诉说着岁月的痕迹，清晰的字迹荡涤着后人的心灵。
展出的两页纸上，记录了1935年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时，朱德向全体指战员的讲话内容——
“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做到‘三个不要’：一不要命，二不要钱，三不要家。自己不要命，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能很好地生存！自己不要钱，是为了天下的穷人过上富裕的日子！自己不要家，是为了全国每个家庭都能幸福地团聚和生活。”
这段话，是罗有荣将军于1988年根据自己的回忆整理的。看到这个笔记本的时候，我在想：“是怎样的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才会在时隔53年之后依然清楚地记得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看着这个笔记本，我尝试着用一名共产党员的视角去解读：“不要命”，说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今时今日，我们必须全力工作，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不要家”，就是“舍小家，为大家”，这是要求我们心中有大义，心中有百姓；“不要钱”，为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实现，使我们离这个目标又近了一些。
罗有荣将军把这段话一记就是50余年，记住的是共产党员的信仰和使命，这是他遵循的原则，更是他前行的力量。越仔细思索，越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浸透着信仰的力量，无私无畏的力量。
读懂了这个笔记本的意义，我一下子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那是因为一代代共产党人怀抱信仰勠力前行。信仰是力量的源泉，战争年代如此，今天亦然。
走出纪念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行走在土城老街的青石板路上，小院里一家老小正围坐在电视机前吃饭，其乐融融；黄桷古树下，居民们欢快地跳着广场舞；长街被一排排温馨的大红灯笼点亮，红色灯光的映照下，四处洋溢着安详……艰难的岁月虽已远去，民族复兴伟业还在征途，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该坚守这份信仰，为国家和人民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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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后代何莉继承光荣传统
“要把红色故事一直讲下去”
遵义土城古镇有条老街，因为红军一渡赤水前曾驻扎于此，而被称为长征街。老街上，灰瓦房、青石阶、木门板，几乎所有场景都保留着当年红军到来时的模样。有一处“老红军何木林住居”常常吸引人们驻足。
这是红三军团第五师教导营班长何木林的住处。他1927年参加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加入长征队伍，从江西老家跋涉到赤水河畔。1935年1月，艰苦的青杠坡战斗中，何木林左腿严重受伤，昏迷过去。一户赵姓的人家救了他，为躲避敌人的搜捕，村民把他安置在青杠坡的一个岩洞里，并悄悄送去食物和草药。
“爷爷的腿痊愈了，但与部队失去了联系，所以决定留在这里。为了不暴露自己浓重的江西口音，保护救他的村民，爷爷就装成聋哑人。”何木林的孙女何莉说，“这一装就是14年，他没有在外人面前讲过一句话，一直到遵义解放。”
很难想象，一个人如何做到14年“守口如瓶”。何莉回忆，爷爷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困难，咱家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要给国家添麻烦”。新中国成立后，爷爷的红军身份得到确认，政府发给他的公费医疗证，直到去世也没有用过一次。伤残军人抚恤金，他只领了两年就不再领取了。自从参加长征离开家乡后再没回过老家。有人劝他申请路费回家乡，他考虑到花费太多，便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只是一遍遍念家书纾解乡愁。
“何木林在世时，讲述过很多红军故事，受众超过万人。遵从他的遗愿，家人将他生前最宝贵的手工自制弹匣带捐赠给四渡赤水纪念馆。他和红军战友被安葬在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四渡赤水纪念馆讲解员指着一张何木林讲课的照片介绍。
“红军的精神，不只是不畏艰险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还有懂得知恩图报。”这是何莉从爷爷身上学到的。如今，何莉一家仍住在土城镇长征街的老房子里。他们把堂屋布置成简单的展览，参观的人们都会来她家看一看、聊一聊。何莉说，如今她也在四渡赤水纪念馆工作，“要把红色故事一直讲下去，这是我的责任”。
■薪火传承
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
红色是历史文化名城遵义的基因，从1935年到2021年，时光流逝，遵义会议精神光彩依然。一代代人来到这里参观拜谒，接受革命精神洗礼；一批批人从这里出发，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参观。总书记指出，要给大家好好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
遵义会议陈列馆内展出的《忆秦娥·娄山关》。巩晗 摄
英雄的精神芬芳馥郁
“爷爷是我的榜样，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老红军的优秀品质。”说起爷爷，孔霞充满自豪。
孔霞的爷爷孔宪权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1930年，孔宪权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是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传令排长、十二团作战参谋。战斗中孔宪权身上多处中弹，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1952年，孔宪权参加遵义会议纪念馆建馆筹备工作，之后成为纪念馆馆长，也是首任讲解员。
作为新中国最早建立的一批革命纪念馆之一，遵义会议纪念馆既无经验参考，又无样板模仿，想要建好，难度可想而知。贵州山多路陡，交通不便，翻山越岭搜集红色历史文物，艰辛自不待言。尽管困难重重，孔宪权还是和其他工作人员完成了44个县（市）及川南、滇东北5县的征集采访任务，征集文物1200余件。“爷爷当年曾中弹受伤，行动十分不便。贵州阴天湿冷，会诱发伤口剧痛，可他从不叫苦。无论是下乡搜集历史文物，还是在馆里接待做讲解，他都非常热情。”孔霞说，“这种不畏困难、履行责任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在耳濡目染间，对红色精神有了更多理解。”孔霞多年来一直积极投身红色文化传播，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做义务讲解，到学校开设选修课，“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遵义会议、了解爷爷那代人的拼搏精神，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这里是‘四渡赤水’一渡的渡口，我给大家讲讲当年发生的事情。”在遵义市元厚镇，当了30多年义务讲解员的肖义伍正在为游人讲述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今年70岁的肖义伍曾是元厚镇桂圆林村老支书。1935年1月，红一军团成功一渡赤水，肖义伍的舅妈聂永珍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两名红军伤员。从小被舅妈的事迹和红军故事深深感染的肖义伍，在舅妈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之后，秉持着让红色故事代代相传的想法，接过舅妈的接力棒，成为赤水河畔的一名宣讲员。从此，无论听众多少，他都热情认真、悉心讲述。近年来，元厚镇组建了以“红色宣讲进万家”为主题、以肖义伍为队长的红色宣讲队，目前已发展到几百人规模。“我要讲好英雄的故事，让大家了解他们、记住他们！”肖义伍说。
83岁的党支部生机勃勃
赤水河蜿蜒浩荡，穿过习水县隆兴镇，流经一个林木繁茂、古朴美丽的小山村——淋滩村。沿村路前行，在驿站旁边，可见一幢木质古旧的老民宅，前面立着一方黑石碑，刻着“淋滩红军党支部旧址”几个大字。“这是老红军宋加通的家，也是一处红军党支部的旧址。这个党支部从1938年5月成立那天起，一直延续到今天”，淋滩村党支部书记赵伟介绍。
红军一渡赤水的主要渡口之一——元厚渡口。涂敏 摄
淋滩村曾是中央红军二渡和四渡赤水的一个重要渡口。当年，宋加通等红军战士因作战负伤，无法跟随部队前进，被乡亲们救下，留在村里养伤，心中一直记挂着和组织恢复联系。1938年5月，在中共古蔺县地下党组织的联络与帮助下，宋加通等几位红军党员接上了组织关系，在淋滩村成立红军地下党支部，地点就设在宋加通的家里。
历经80余年薪火相继，这个建立于烽火年代的党支部愈发生机勃勃。曾经“荒山秃岭乱石坡，经济萧条路坎坷”的淋滩村，而今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史馆和村口的休闲健身广场远近知名。全村10个村民组，有党员43人，以村民组为单元，设置了基层社会治理网格。村委会实行开放型一站式办公，保证村民有事及时处理、及时反馈。村里定期开设红色课堂，向大家宣讲政策理论、民生事项，并将党课讲堂搬到红色遗址，让党员干部重回革命现场，感悟初心使命。
淋滩村不仅有红色精神，更有红色资源。近年来，淋滩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实施红色旅游党小组“薪火传”项目，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挖掘淋滩“红色+古色”的旅游资源。同时，当地还立足甘蔗资源和古法制糖的技艺传承，进行红糖产业深加工，提高产业收入。“90后”赵伟坚定地表示：“了解淋滩红军党支部的历史后，我更清楚肩上担子分量，唯有加油干，带领全村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不辜负红色淋滩的使命传承。”
让红色文化深植广播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一个戴着红领巾、身穿红色讲解服的小女孩，正为游客介绍遵义会议的历史故事。清晰的表达、自信的神态、对红色历史的信手拈来，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她叫张瑞凝，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名“小小红色义务宣讲员”。“通过讲解，我对革命前辈的故事有了更深的理解。”小姑娘说。像张瑞凝这样的“小小红色义务宣讲员”，在遵义还有数百名。让红色文化种子植根心间，就要在学校加强红色历史教育。除了“小小红色义务宣讲员”活动外，遵义市将“长征故事进校园”活动与“新时代好少年”等主题教育融为一体，通过寻访“红色足迹”等形式营造学习红色文化氛围。全市大中小学校组建“红色艺术团”，开展讲红色故事、演长征故事等校园文化活动，推动红色文化在校园中传播。
娄山关红军战斗纪念碑。巩晗 摄
走进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旅游区，宽阔的胜利广场上，生动的浮雕呈现着鲜活的革命历史场面；一条玻璃栈道悬浮上空，连接起辽阔的娄山关风景，给人壮美的观览体验。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常年人气不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近年来，遵义市重点突出红色旅游特色，重点建设遵义会议旅游区等五大红色旅游精品景区（点）。从2015年到2020年，遵义市红色旅游累计接待1.95亿人次。电视剧《伟大的转折》、电影《遵义会议》、舞台剧《伟大转折》等反映红色精神的文艺作品，为遵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将红色资源与旅游项目充分融合，不仅提升了地方经济，还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遵义会议，传扬红色精神。”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曾祥铣说。
实事求是，砥砺奋进，红色文化播撒进人的心中，化为巨大的内生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遵义会议精神激励下，在遵义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下，遵义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遵义市立足实际，修建“组组通”公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乡村找到了致富新路，城市有了经济抓手和新的增长点，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与日俱增，历史文化名城遵义正在书写时代发展的新篇章。
■党史撷英
遵义会议会址确认记
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坐落着一幢青瓦灰砖砌就的两层小楼，这是人们所熟知的遵义会议会址。据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寻找和认定会址颇费周折，用了4年时间。
195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共遵义地委、遵义地区专员公署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委会，决定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于是组织人员着手寻找和确认会址。
当时，一些群众回忆说，遵义老城杨柳街的天主堂可能是遵义会议开会的会址。随后，经筹委会初步认定，“遵义会议地址”的牌子被挂了上去。
这个由法国传教士兴建于1867年的天主教堂，真的是大家要寻找的会址吗？
1954年1月，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机构致函中共遵义市委称：“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当时为师长）的公馆内召开的。”
会址弄错了？
有关部门赶紧将“柏公馆”的照片、地图等报送中国革命博物馆，请其加以鉴定。
1954年8月，杨尚昆同志电告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这一线索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说法相互印证。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员费侃如介绍， 1954年11月，经文化部批复，原本设在“柏公馆”里面的遵义地区公安处搬走，“遵义会议地址”的牌子挂到了“柏公馆”的正门上。
1955年10月，会址经初步维修筹展，开始对内部开放。直至1957年7月1日，才正式定名遵义会议会址对外开放。
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同志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当走过二楼东过道小客厅时， 邓小平同志环视着厅内的长桌、椅子、挂钟、壁柜和彩色玻璃窗，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并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
从会址出来，邓小平同志一行又来到遵义天主堂。他们发现，这里实际上是当年的红军总政治部驻地。（作者 黄娴）
一个陶坛与两枚铜钱
在遵义市四渡赤水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套“组合”文物——一个陶坛，两枚铜钱（见上图。曹行燕摄）。陶坛是土陶，外形已经破损，坛体用篾条绑着。两枚铜钱保存完好，铜钱的一面刻着“四川铜币”的字样。这套文物，是2003年赵奇志老人捐给纪念馆的。而说起这套文物，背后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1935年2月，红军在贵州二渡赤水转移时，经过二郎坝。二郎坝是遵义一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赵老汉是二郎坝的村民。这一天，赵老汉忽然听见急促的叩门声。循声过去，赵老汉悄悄地打开门，敲门的是途经这里的红军战士，他们想向赵老汉借一口锅烧水。赵老汉把屋头的吊锅拿出来，又叫家人帮着红军战士们烧火。此时天色已晚，气候已寒，红军战士们准备在坝上过夜。“到屋头睡吧，外面冷呀。”赵老汉请战士们到屋里休息。可红军战士们说部队有纪律，婉拒了赵老汉的好意。
第二天一早，红军战士把锅还给赵老汉时，发现赵老汉家的水缸里没有水了，便主动提议去帮他挑一担水来，拎起桶奔向河边。挑水回来时，战士将门推开，却听“咣”的一声，原来是战士推门时不小心，将旁边的一个坛子碰倒磕破。赵老汉说没关系，不过是一个空坛子。可红军战士执意表示，打坏东西一定要赔，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两枚铜钱，“我们只有这些钱了，如果不够的话，将来我们一定补上。”
红军离开后，赵老汉握着这两枚铜钱对儿子赵奇志说：“这是仁义的队伍呀，你去拿篾条把这个坛子框起来，破坛子咱也要，不要丢了，这是个念想。”
很多年过去，这个用篾条绑起的坛子和两枚铜钱，静静地安放在四渡赤水纪念馆里，引来人们注视的目光。这是红军队伍纪律严明、一心为民的真实写照。
